公元前133年（汉武帝元光二年）六月，一场发生在马邑（在如今山西北部的朔州）的战役决定了两千年中国的走向。

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，此后，匈奴人再也不相信汉朝，双方爆发了连绵不绝的恶战。

这些恶战对于汉匈两方都得不偿失。匈奴人口少，战争消耗大，内部也产生了分裂，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。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，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。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，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，开辟另外的财源，于是，一整套国有垄断、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了起来。

这种财政制度横跨了两千年，直到今天仍然存在。可以说，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，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，也进而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，让我们至今仍然在消受那次战役的负面结果。

皇帝，是怎样变成穷光蛋的?

名将之福，财政之灾

出生在和平时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，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。他喜欢美酒妇人、建设宫殿，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。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，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，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。

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，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。

这些行动包括：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，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（浙江）的士兵，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，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。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，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。彭吾出兵朝鲜，让现在北京、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。

由于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，纷纷投其所好，鼓励他放弃前任的绥靖政策，在帝国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。所以，马邑之战并非偶然发生的，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的一个自然结果。

只是，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状态，如果及时收手，还能够保持住大致的和平。而马邑一战，匈奴和汉朝廷从此互相猜忌，已经没有了选择，双方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愈演愈烈。

双方的你来我往持续了10年，但随后，汉朝进入了收获期。

随着收获期的到来，汉代也进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，最著名的则是两位年轻的外戚（武帝卫夫人的娘家人）将军卫青和霍去病。这两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。

然而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，真正的问题却来到了。如果换个角度，从财政角度去观察，就会发现战争巨大的破坏性，所谓名将之福，财政之灾。

公元前124年（元朔五年），大将军卫青率军进攻匈奴右贤王，出塞六七百里，斩获15000人。

公元前123年（元朔六年），大将军卫青再次率领6位将军，从定襄出发，北进数百里，歼敌19000人。

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，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，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，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。

但如果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，就会发现，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：即便是胜仗、大胜，也是得不偿失。

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10余万的损失，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，汉政府又拿出了20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。汉代货币的折算率是一斤黄金折合10000钱，二十余万斤黄金就是20余亿钱。之前供养百官公卿只需要3000万钱，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，可见消耗之大。

但这还不是全部。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，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。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、粮食消耗，汉代财政吃不消了。

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，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。当年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了，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。

最后，武帝只好下诏卖爵，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。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，还可以当公务员（吏），甚至当官。

公元前121年，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，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。从军事角度讲，这又是传奇的一年，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，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。但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，歼敌9000，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。之后再一次孤军深入，杀敌30000。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，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。

但从财政上，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：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。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就在战争支出大增，政府疲于应付时，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：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，要求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，于是兴修水利，开凿运河。最终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，却耗费了无可挽回的巨款。

作为战略品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。在古代，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，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于这个数字。为了弥补消耗，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。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，但这些百姓一下子还不能养活自己，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。

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考虑如何应付如此众多的财政包袱时，北方更大的胜利又来到了。

公元前119年，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，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，霍去病更是到达了位于外蒙古的匈奴腹地，在狼居胥山封山而还。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达八九万人。

在如此的大捷背后，财政上却是另一幅景象：此役战死的马匹又高达10多万匹，不管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，花多少钱，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。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，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50万斤（折合50亿钱），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。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，皇帝又如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？

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仓库可以看出，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，就要承担高昂的统一成本，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。

那么，汉武帝又该如何应付？

大规模卖爵

一次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。官僚系统也败坏了。

当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推下，汉武帝就已经失去了退路。为了应付巨额的开销，启动了他的筹款之途。

对于依靠农业人口税收的大一统王朝而言，他们的正规税收是有限的。在汉初，帝国主要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收入。土地税的税率是三十分之一，土地的规模是固定的，所以土地税的额度也可以计算出来。人头税（成年人称为算赋，一年120钱，未成年人称为口赋，一年20钱）针对人口征收，由于人口数固定，也可以相应计算。两项收入相加，折算成钱，一年大约在40多亿钱之间。

一旦战争出现，土地和人口数量不能迅速增加，税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，而人力被从农业抽调进入军队，生产率还会受到影响。综合起来，税收不仅不会增加，反而会减少。

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，除了收税和做最基本的养官、司法、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，不负责和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。政府由于过于简洁，在税收上更显无力。所以，一旦政府开支膨胀，正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需要。

在马邑之战后，汉匈战争还没有完全恶化，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争需求。但商业税的征收由于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，这套班子没建立起来之前，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，额度也满足不了政府的战争需求。

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。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，在文帝时期，虽然与匈奴保持了和平，但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也建立了防御阵地。为了保住阵地，需要向边关输送粮食，文帝采用了晁错的建议，沿用了秦朝制定的爵位制度，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（合六户人家一年的产量）粮食，就给与上造的爵位。如果送四千石，就拜爵五大夫。一万二千石，爵位为大庶长。

不过，汉初的功爵位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。爵位来自于秦朝商鞅变法，为了鼓励百姓征战，规定对享有战功的人封爵，相当于荣誉称号，一共设有二十个等级。在汉初，高等爵位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，拥有爵位的人不需要再出人头税和服役了，但是土地税仍然需要缴纳。

景帝时期，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，也有短暂的卖爵令，对于较轻的罪行还可以交粮食免罪。

到了武帝，为了大规模卖爵，他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，另起炉灶，一共设了十一级武功爵。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17万钱。公元前123年战役之后，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。

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，还可以免罪。轻罪可以减免，重罪可以减轻惩罚。另外，武功爵的拥有者还可以担任公务员（吏）。在古代官和吏是分开的，吏的地位比官低，不让武功爵当官只给当吏，也算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保护。但是，到了最需要钱时，皇帝将这个隔离层也去掉了，许多人先购买爵位，之后进入仕途，大的封侯，小的当郎官。

武功爵出台后，虽然暂时获得了财政收入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是丧失了帝国的正规税收。而由于当吏的人太杂，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。到最后，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，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。这是个杀鸡取卵的办法。

“腹诽之罪”因此而生

乱套货币、 新发明了“国有企业”。

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时，汉武帝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：货币。

在武帝之前，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，钱币六枚重一两，它的面值和含铜的价值相近。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，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，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。

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，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：皮币和白金。这两种货币的面值和真实价值严重扭曲，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“铸币税”。

所谓皮币，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，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，可以充当40万钱，也就是40斤黄金。

由于兑换率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，市场拒绝接纳。要推行皮币，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。汉代的礼仪，诸侯朝觐、祭祀祖先，需要使用玉璧，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，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，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，衬在玉璧下面。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，而它的垫子却要40万钱，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。

如果说皮币是为了搜刮诸侯的钱，那么白金则是为了直接从富裕的民间搜钱。所谓白金是银锡合金。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，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。但由于仓库里存了很多的银，皇帝决定把它利用起来。

汉武帝制作的白金货币有三种，一种重八两，圆形，上面有龙形图案，叫做白选，一枚价值三千钱。另一种小一些，方形，上面有马的图案，价值五百钱。第三种椭圆形，龟形图案，价值三百钱。

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，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，特别是白选，按照汉武帝的价格，白选估值已经接近金的三分之二，出现了巨大的暴利。

面对如此暴利，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接受这类货币，但另一方面又大量模仿和偷铸假币，希望以此牟利。在短短的几年间，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加入到了偷铸钱币、使用假币的行列。

为了防止民间的抵制和偷铸，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，官僚阶层也变得更加庞大。这件事导致未来政府更加深度介入金融业，将整个金融业收归国有。

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。按照法律规定，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死刑。但由于这个行业过于暴利，在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。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，法律就好像是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，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，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。但是，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。

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受了排挤甚至甚至杀害。历史上有名的“腹诽之罪”就出在这个时候。

所谓腹诽，就是“肚子里诽谤”，对政策不满，甚至没有跟别人说，只是在肚子里嘀咕了两句，就被杀死。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农，名叫颜异。在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创造皮币之时，派人征求颜异的看法，主管财政的颜异表示不赞同，说道：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，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，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40万钱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

武帝听了不高兴。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，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，心怀不满，肚子里瞎嘀咕，犯了腹诽之罪，将其处死。

颜异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，他们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点不赞成，变本加厉地用张汤的标准推行政策，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们。

在官员的推波助澜下，汉武帝的政策已经被夸大到荒谬的程度。高峰时期，西汉每100个人中，就有5个人偷铸货币而触犯了死刑罪则。犯罪分子又有大约五分之一被抓，剩下的逍遥法外。

五年后，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，政府不能靠灭绝人民来推行政策。他推出挽救措施，签署赦免令，赦免了几十万偷铸犯的死刑。由于保证自首就可以获得赦免，又有一百多万人自首，而没有自首的人至少还有一半。

到最后，白金币终于支撑不下去，被废止了。

金融不仅没有满足皇帝的胃口，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。如果要解决财政危机，必须在其他方面想主意。

到这时，国有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。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：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，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了一家庞大的企业，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是为政府创造利润，政府想要多少，就供应多少。这就是官营垄断、国有企业之源。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经济和财政的走势。

“理财专家”与求助国企

汉代的几个聚敛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，也更擅于替皇帝赚快钱。

在谈到汉代政府垄断和国有企业如何建立之前，需要先谈一谈汉代政府的“理财专家”。

在任何一个朝代，只要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，就会出现一大堆的鼓手，帮助政府鼓吹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。比如，我们生活的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政府需要从民间获取大量财政的时期，就有很多人跳出来帮助政府做宣传工作：

房价太高怎么办？对开发商提价行为进行罚款，或者对买房者收房产税。

人口超生怎么办？罚款。

堵车怎么办？加燃油税。

在他们看来，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方就是：加税和罚款。其实，加税和罚款都是为了帮政府创造新的财政收入，而财政收入的增加，意味着社会承担了更重的负担，反过来又会造成社会经济的衰败。

除了这些鼓手之外，还会出现许多所谓的“理财专家”，帮助政府设计规则，来征收更多的税，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得财政收入。这些理财专家往往受到整个社会的顶礼膜拜，认为他们是最贤明的大臣，有着点石成金的妙手。

汉代的几个理财专家也受到大部分人的推崇，甚至到现在，这些人还被视为能臣的样板。

而另一些人则意识到，这些理财专家所做的，实际上是从民间抽血来供给政府，他们敛走的每一笔钱，最终都会通过另外的方式转嫁到人民的头上，形成更高的税收，并最终让人民无法承受。于是他们给这些人起了另一个名字，叫“聚敛之臣”。

虽然中国政治传统一直排斥商人，但汉代的几个聚敛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。

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，令民间的商业受损。也正是在这时，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，弃商从政，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，成为了皇帝的左膀右臂，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，帮助皇帝敛财。

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，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，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，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，并在保护伞下博取更大的发展。只有看到了这一点，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马云三番五次地宣称要求政府收编。

汉代著名的几个聚敛之臣是：主管制盐的大农丞东郭咸阳、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，以及掌管帝国财政的侍中桑弘羊（他是商人子弟出身）。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时间最长，知名度也远高于前两位，被认为是古今第一能臣。

这些能臣又做了什么，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？

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做的一样，通过建立国有企业，垄断自然资源，进而垄断最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。

在汉代，人们把自然资源统称为山海收入。

周朝的封建制时代，所有的土地都被看成是天子的。但到了战国时期，封建占有制逐渐解体，所有开垦的土地都渐渐归私人占有了。私人所有制更利于粮食增产，导致政府税收增加，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。这个时代的经济变化，与1970年代末的土地承包改革类似，随着农民积极性的提高，人们创造了更多的价值。

1978年之后的土地改革留了一个尾巴：这次改革仅限于农地，至于矿产资源，仍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。一直到现在，矿业垄断和腐败都是严重的问题。而在战国时期，随着土地封建占有制的崩溃，问题同样出现在了非农地资源上。

除了耕地之外，国土中还包括山泽和海岸等非农地资源，在周代，非农地资源也曾经是天子的财产。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，农地归了个人，可是山海资源在理论上所有权仍然在统治者手中。

但实际上，山海资源也已被私人利用了。因为这里有矿石、木材、野兽、鱼类和海盐等资源，人们纷纷到山海里去谋生。统治者默许了人民去开发自然资源。但统治者也在山海地带设立了一定的关卡，让私人按照比例缴纳税收。这笔税被称为山泽税。

汉代的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两部分。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，主要收入是全国的土地税，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花费，如军费、官员俸禄等等。而皇室财政主要由少府掌握，主要来源就是山泽税，用于皇家的生活开支。由于山海在理论上是皇家的，所以山泽税收入归皇室。

通过税收制度的安排，山海资源事实上已经归私人使用，而皇室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的保障，这就出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局面。

但是这种趋势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逆转，山海资源并没有完成私有化的最后阶段，反而又重新国有化了。

汉武帝时期，由于战争消费太大，皇帝首先做出了牺牲，主动将山泽税中的盐铁税收从少府划归了大司农，皇帝把体己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政。

但随着战争扩大，政府财政的进一步枯竭，皇帝发现还需要对盐铁制度做一系列的“改革”。

由于盐铁是当时最主要的工业部门（支柱产业），民间参与盐铁工业的人，有的已经成了巨富。司马迁曾经给大商人立传，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盐铁产业出身。

当国家财政接近崩溃，民间却还有巨富存在，这些巨富自然就成了国家的目标。

汉武帝先是提高商业税，希望富人们出钱帮助政府渡过难关。但随着战争的扩大，商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，要实现财富从私人向政府转移，必须有一个全盘性的安排。

这时，东郭咸阳和孔仅扮演了财政专家的角色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。他们都是盐铁商人出身，成了官吏后，也更知道商业的法门在哪里，如何替皇帝赚快钱。

经过研究，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，也就是汉代最先进的工业部门，立即全部收归国有，不准私人经营。

为了这次国有化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化工作，并不承认这么做是为皇帝打仗筹集资金，而是以民生的名义来进行改革。他们认为：盐铁工业在以前是私营的，许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，这些富人有了钱，也就更有能力奴役普通民众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必须将盐铁收归国有，再由政府来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。

理论化完成后，实际行动立即展开。后世之所以对这项改革充满关注，除了盐铁收归国有这个事实之外，更看到了汉武帝为此建立的一整套国有机构，而这套机构，是未来各王朝的重要蓝本。

在这几位聚敛之臣的帮助下，政府首先制定了严厉的手段，惩罚私自铸铁采盐。之后，招募工人，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，组织他们工作，再把采出的盐和铁矿石专卖给政府。在产盐铁的地方，政府垄断用低价进行采购，再运到外界用高价进行销售。这个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。

而盐铁工人只能卖给政府，不能卖给别人。这些工人本质上变成了国有企业的职工。

为了防止国有企业工人偷出盐铁私自贩卖，必须与严格的法律相配合，并在各地设置了管理盐铁的官吏。在产地，这些官吏负责收购，在其他地方，官吏则负责销售盐铁产品。

汉代的盐铁官吏遍布全国，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进行统计，全国至少有44个地方设置了铁官，至少32个地方设置了盐官，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产盐产铁的地区。

这些官吏的设置，让原本功能简单的政府机构复杂化了。原来政府只管收税和花钱，在经济方面，只承担仲裁的角色，扮演一个中立的中间人。而在未来，政府成了一个市场的积极参与者，而且是具有压倒性权力的参与者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繁荣。

关于盐铁工业官营化带来的危害，可以从一些史料里获得证实。其中之一是汉代桓宽的《盐铁论》。这部书提到，由于铁器只能由公家铸造，老百姓如果要用铁，必须向专营的经销商购买，经销商又向政府控制的制造企业去批发。但政府企业并不关心民间的需求，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指令，生产的铁器往往是劣质的，也不会根据市场作调整。结果，老百姓要么买不到合用的工具，要么只能买到劣质的，价格还很贵。

盐业垄断造成的危害，在西汉没有具体的数字做评价，但我们可以从后世的效仿中找到一些痕迹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唐代，由于唐代前期没有食盐专卖，只是到了后期才建立了专卖制度，所以，比较两个时期的盐价，就可以知道政府从中获利多少。

从唐玄宗天宝到肃宗至德年间（公元742-756年），由于没有实行专卖，每斗盐只值10钱。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，实行盐业专卖，每斗盐立刻涨到了110文，上涨了11倍。到唐德宗贞元四年（公元798年），淮南盐已经涨到了310钱，后来又涨到了370文。而江淮那些经过政府认证的大盐商为了追求利润，还要再将盐价提高一倍出售。由于盐价高昂，许多百姓甚至不吃盐了。

从10钱涨到700钱，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实行国有制之后，从民间抽取的垄断税。正因为这样，许多朝代的盐税曾经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半，就像现在的地价占到地方政府财政的一多半一样不可思议。

干预经济，必用酷吏

再嘴硬也要打服。听说惹官司了，涉案人立即逃亡，免落他手。

当国有企业建立之后，汉代财政制度已经为之一变，从以土地税为主，变成了土地税、国营企业收入并重，政府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的体系已经建立，但这还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对于财政的需求。

于是，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。

马邑之战后不久（大约在公元129年，元光六年），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。这种税的征收方式是：由于商人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使用载货车辆，政府就设立关卡对车辆征税，叫做算轺车。

此前，由于税收大部分都是依照土地和户籍而征收的，土地和户籍都是固定的，容易征收，而商人和货物却是流动的，所以，虽然规定了商业税，但政府征收难度很大。

直到皇帝更加缺钱，才想起要采取更严厉的征收办法。

关于商业税的规定也逐渐细化，商人每拥有价值2000钱的资产，就要缴税一算（120钱），税率是6%。手工业为3%。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就按车算，平民有一辆轺车要征收一算的税，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，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。

虽然税制很详细，但由于过于苛刻，没有人主动缴纳。皇帝必须采取更深入的措施：雇佣大批的帮手去征税——酷吏上台的时候到了。汉武帝时期成了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年代。

即便在汉武帝时代，大部分有尊严的士大夫对于政府横征暴敛是有看法的，皇帝要征税，只能依靠那些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。

一时间著名的“刀斧手”云集，御史大夫张汤，御史中丞减宣、杜周，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的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。

为了配合对商业税的强制征收，汉武帝颁布了《告缗令》，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。很快民间社会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的热潮。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，告发他们，获得分成。在这股吃大户的风气下，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。

《告缗令》由一个叫杨可的人推行，而主持审判工作的则是著名的酷吏杜周。

在班固的《汉书》中，为杜周刻画了一幅入木三分的形象：杜周当廷尉时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，逮捕的省部级高官不下百余人，每年由地方上交的案件不下千份。一个大案所牵连的人动达数百人，而小案牵连的也有几十人。为了查证案件，办案人员来来回回折腾数百千里。审讯时喜欢动刑伺候，再嘴硬也要打服。到最后，人们听说惹上官司了，立即逃亡免得落在他的手里。有的案件拖延十几年还未结案，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。

就是这个杜周，当官前只有一匹马的财产，当官后成为巨富，并安然善终。

在杜周的主持下，没收的民间财物以亿计算，奴婢以千、万计算，没收的田地大县有几百顷，小县也有上百顷，中等商人大都破产，政府收入大大增加。

告缗钱上缴后，大都交到了上林苑，于是武帝专门派遣一个新增加的官职——水衡都尉——来管理上林事务。由于钱多了，上林苑需要扩建，武帝就在这里大修亭台楼阁，还以征讨南越为名修建巨大的战船。这些钱如果留在民间，本可以作为发展经济之用，在收归政府后，却成为了战争和高档馆所的浪费之源。

汉武帝最后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叫做均输和平准。关于这两项政策，所引起的争论也是最大的。

特别是平准政策，从初衷来看，人们认为它是一项好政策，但从执行来看，不仅没有预想的好处，反而带来无数的恶果。正是这个原因，让它充满了争议性，后世的书生往往根据初衷来相信平准的好处，而不放眼去检查一下实际的执行效果。

这两项法令，由著名的敛财能手桑弘羊提出，其目的仍然是增加政府的财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。

所谓均输，是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一种做法。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，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，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。均输政策则规定，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，在当地卖掉，换成钱，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，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。由于粮食价格低，又笨重，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，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，而在外地很贵，政府就可以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，吃买卖的差价。

从理论看，均输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，如果实行得当，各地的产品价格会更加均衡。但执行的实际效果，却如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统购统销，政府参与市场之后，不仅没有平抑物价，反而会利用权力压低采购价，抬高出售价，形成剪刀差，赚取额外的利润。因为政府拥有着权力资源，能够通过公权力获得垄断性，将其他玩家踢出去，它奇高无比的管理成本，又会抬高商品的价格。

所谓平准，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，本地丰收时，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。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，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。但接济不是免费的，而是采取低于市价、却高于收购价的一个中间价，这个价格可以保证政府盈利，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。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，丰水期蓄水，枯水期放水。

由于历代政府都强调民以食为天，平准的原理吸引了大部分的执政者，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设立平准仓来平抑粮价，有的时期，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
但是，在历朝历代的实际运作中，平准仓暴露出来的问题却更多。

1.政府一旦缺少了收入，就会打平准仓里粮食的主意，盘算着怎么卖掉，把钱拿去充当养官成本。到了灾难真的来时，人们往往发现平准仓空空如也，粮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

2.仓库存在损耗，粮食也有保质期的问题。政府的仓库往往管理不善，许多粮食发霉、变质，平白无故地浪费掉了。

3.政府一旦逐利，会变得比私人更加凶狠，敛财的官员们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，不仅起不到平抑的作用，反而成了粮食市场上最大的玩家，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。加上还有一些关系户（官商）和粮仓相勾结，依靠着政府资源大发横财，平准仓成为了少数人的工具。

历史上，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，却没有去实地考察，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，可一旦实施，必然变味。至于统治者推出的实际目的，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，而是看上了它盈利的能力。

消失的小政府

国企垄断成为中央集权帝国的财政秘诀，渐成为唐以后各个王朝的标配。

回望汉武帝统治前与后，就会发现汉朝的宫廷已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气象。

武帝初期，汉代几乎是小政府的典范，土地实行私有制，人们只需缴纳很轻的土地税。由于政府开支不大，人头税也时常减免。其他自然资源也由私人开采，皇室抽取一定的税。整个官僚阶层规模不大，养官成本很低。同时，中央官员的职责主要在于收税和维持地方治安，不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。

到了武帝末期，汉代中央政府已变得臃肿不堪。首先，政府的官员构成发生了变化，掌权的人里塞进了大量“有商业头脑”的“能臣”，这些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，这家公司既负责生产盐铁等当时最急需和最先进的工业产品，还控制了流通行业的很大一块，特别是长途运输业。同时，这家公司还介入了最有利可图的粮食和土特产买卖。

由于“能臣”充斥，许多大臣们也怨声载道，比如，太子太傅卜式就抱怨说：当官的职责本来是收税，可桑弘羊却下令叫官员们坐在街上店里做买卖赚钱，太不像话了。

从官职上来看，最初负责财政的是大农，依靠的是农业税。后来汉武帝将盐铁和货币管理权交给了大农。再后来，大农管理不过来这么多事情，又设置了水衡都尉负责管理盐铁事务。到了《告缗令》之后，从民间来的罚款源源不断输送进了上林苑，就叫水衡都尉管理上林事务。汉武帝大修亭台楼阁，钱都出自上林苑，水衡都尉的权力愈加扩张，却管不过来了。

汉武帝只好把权力分散在水衡都尉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等各个官职手中，又让他们设立了一系列的官员，负责管理没收来的土地。至于没收来的奴婢，也由政府出钱养着，让他们照看马匹、宫殿、飞禽走兽。

到后来，各种官吏、奴婢数量大增，都要政府供养。在武帝初年，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，经过无休无止的改革后，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400万石粮食，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糟蹋。单单养官一项的财政负担，已经翻了好几倍。

这些钱都出自民间经济的负担。于是，经济国有化的结果是物价飞涨，各种官吏霸占市场，成为经济的大玩家。

如果说，我们经常抱怨现代中国的国有企业把持着各种经济命脉，令民间经济戴着沉重的桎梏，那么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，民间经济感到的国有垄断桎梏并不比现在轻。

武帝时期的汉代财政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，之前是以农业等正规税收为主，之后则越来越依靠国企垄断产生的利润。同时，政府垄断了铸币权，抽取了铸币税。另外，政府还利用流通领域的买卖差价获得了大量的收入。由于政府垄断了工业，也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工农业剪刀差现象，利用农业来为工业输血，这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如出一辙。

到了汉元帝年间，已经比汉武帝时期的搜刮轻了很多，正规税收之外的项目，仍然占总财政的一半以上。

对于农民来说，农业税和人头税虽没有明显的增加，所受到的盘剥却要严重得多。首先他们购买的工业产品必然价格更加昂贵，支付了政府的垄断税。其次，在国有企业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权商人阶层，这个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社会的基尼系数（贫富差距）大幅度增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阶层到农村收购了大量的土地，形成了大地主，西汉后期和东汉，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的士族地主问题就是在这时候萌发的。

由于汉武帝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享有特权的阶层，这个阶层不缴纳农业税，又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源，所以，农业税被不平等地强加给了弱势的农民头上，他们拥有更少土地，却不享受特权。

到这时，中国历代集权社会中的弊病都一一显现。在以后的两千年时间里，只有20%的时间（东汉、唐朝前期）没有采取国有垄断的做法，剩下的时间大都没有摆脱汉武帝模式。国企垄断成为了中央集权帝国的财政秘诀，逐渐成为了唐以后各个王朝的标配。

汉武帝对于财政的渴求，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：对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产生了永久性的制度损害。为了拥有足够的权力去改革，武帝破坏了汉初形成的官僚体制平衡，建立了一套围绕皇帝的内廷系统，从此以后，制度失衡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汉代的始终。

汉高祖创立汉朝时，建立的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中，三公之首（也是百官之首）是丞相。皇帝和相国（丞相）的权力架构更像总书记和总理，皇帝负责定调子和把握方向，而相国则如同总理，负责整个国家的吏治和日常行政工作。

然而，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杂改革之后，由于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责，从开办国有企业到征收商业税，再加上官吏队伍变得庞大，难以管理，皇帝感觉丞相已经无法领会他的意图，做这么多的事情了，于是从幕后跳向了前台，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，这个委员会依托于少府下面的一个小机构：尚书台。

所谓少府，本来是一个服侍皇帝起居的衙门。丞相的衙门是对外治理国家事务的，而少府则属于伺候皇帝的内廷机构。

少府下属的尚书台在秦朝时就已经存在。到了汉武帝时，为了对付庞大的官僚体系，需要一个随时都能领会皇帝意图的部门，所以皇帝削弱了丞相的权力，加强了尚书台，形成了一个围绕皇帝的决策机构。这个设在宫内的小机构（内廷）让皇帝可以不用公开办公，在私人场合找几个人一商量，就把政策定下了。

不过，虽然尚书台的地位得以提高，但尚书台的官员，比如尚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尚书承的级别都很低。所以这些官员一旦离开了尚书台，权力立刻丧失殆尽。为了保住权势，他们势必更加将命运与皇帝绑在一起。

另外，武帝由于喜欢征战，对于武将也更加倚重，分封了许多将军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将军卫青。卫青之后，大将军成为了一种封号，武帝死后，接受托孤重任的霍光（霍去病的异母兄弟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进行统治。大司马是从三公之一的太尉改称，也就是掌管武装部队的最高官员。通过制度变更，丞相的权力就转移到了掌管尚书台的大司马大将军之手。

到了东汉时期，尚书台更成为了最核心的权力机构。

在未来的历史中，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所谓权力的内廷化。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，对他形成了羁绊时，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握权力。这些机构有的是从身边人演化来的，有的甚至脱胎于宦官机构。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，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，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，甚至是整个王朝的绝症。

如今，又到了一个委员会满天飞的时期，随着各个政府机构的僵化，为了推行新的政策，必须绕过现有的架构，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新的事务。这些委员会的头头往往就是皇帝本人，参加的人都是更加符合皇帝胃口的人。当这种委员会越来越多，就会引起官僚体制的失衡，造成新一轮的问题。

汉武帝晚年，经过了一辈子的战争，终于发了一通长长的诏书，反思和忏悔。